朱一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品读《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 朱一龙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阅读者朱一龙，

今天我要阅读的文章是著名散文家张中行的《叶圣陶先生二三事》节选片段，

接下来进入我的阅读时间：

阅读内容：

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

无不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动。

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当年他在上海，

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

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

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写文章，

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

我同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

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其时他刚到北方来，

跟家乡人说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

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普通话他生疏，

于是不耻下问，

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敬，

想不直接动笔，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见。

他说：“不必客气。这样反而费事，

还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

有什么不妥都改。

千万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

我遵嘱，不客气，这样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

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的，就一定亲自来，

谦虚而恳切地问我，同意不同意恢复。

我当然表示同意，

并且说：“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再跟我商量。”

他说：“好，就这样。”

可是下次还是照样来商量，

好像应该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

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

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有事，或无事，

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告辞，拦阻他远送，

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

送到大门外才算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

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

晚年，记得有两次是已经不能起床，

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他总是举手打拱，

还是不断地说谢谢。

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知道老人幸得安居，

食住如旧，也就放心了。

其时我是依据七十年代初的什么文件，

因为妻室是有两只手，仍在城里吃闲饭的人，

所以没有返城居住的权利，双肩扛着一口下了乡。

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

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

他家里人说，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

到天坛看月季去了。

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

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

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

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

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

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

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

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

我看了信，也很悲伤，不是为了自己颠沛流离，

是想到十年来的社会现象，

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叶圣陶先生待人厚，还有一次更为突出，

是在某一小型会上发言。

大概是“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之类的大题目吧，

他说，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评；

至于批评，别人的是非长短，

他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当面指摘人的短处，

他总是说不出来。

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风，是对是错，

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这里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感觉，

那是：至少是某些时候，或从某个角度看，

德的力量会比力大，

因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争取不愧于屋漏。

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宽的一面。

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

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人，思想和行动，范围太广，

我想损之又损，只说说我深知，

而且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的一个方面，

“语文”方面；这仍嫌范围广，只好再缩小，

限于写作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这个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说是不成问题，因为：一，看历史，似乎早已解决。

那还是民初高喊文学革命的时候，以前言文不一致，

如言，说“我觉得对”，文则要写“余然之”，

既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又不容易懂，所以应该合二为一。

起初有些人，如林琴南之流，不以为然，

但这是大势所趋，众意所归，

不久就统一了天下，理，认定怎样说就应该怎样写，

行，用笔写白话。二，看现实，写，都不用文言，

而用普通话。但这里还隐藏着不少问题。这且不管，

文学革命之后，许多知名的和不很知名的作家，

以及广大的能执笔而不成家的，总是这样做了。

成果呢？我的看法，除了少数人、

个别文体（如小说、戏剧里的对话）之外，

都是只能“不即不离”。

不即，是与街谈巷议的口语不尽同；

不离，是无论如何，

总可以算作雅化的精炼化的条理化的口语。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值得重视的大问题在现在，

流行的文的大多数，从用语方面看，

与过去相比，不即的成分显然增加了，

从而不离的成分就相应地减少了。

这表现为冗长，扭曲，修饰，晦涩，不像话。

不像话，有影响，是不自然，不简明，不易懂。

这样写，有的来于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来于看什么，

学什么；但更多的是来于认识（纵使是不很明确的），

以为不这样就不成其为文，甚至不足以称为文。

有认识为依据，不即而离的文就会发荣滋长，

终于成为文风问题。

叶圣陶先生坚决反对这种文风，

他提出正面的主张，要“写话”。

写话，粗略的说就是嘴里怎么说

笔下就怎么写；加细一些说是，所写，

从用语方面看，要是简明而有条理的口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