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男性的女子 从一部歌剧戏剧蜕变成一部大大超越市民思想的政治歌剧。人类个体的行为或许正决定着全人类的命运。监狱是本剧的中心主题。 直到今天，《费德里奥》仍是不少歌剧院剪彩或举行周年庆典时的重头戏。在1928年列宁格勒演出中，当剧中国王下令释放所有在押犯人时，信奉“无产阶级”的演员一把扯下面具和戏服：“这不符合我们的阶级观！”《群众观察》杂志在1938年3月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演出后，这样评价到：“这是一次颂扬造物主的礼拜仪式，感谢他赐予我们这些贫穷、卑微、受尽折磨的人们以领导者的天赋。”“竟然会有歌手演唱他(费德里奥)的歌词，竟有音乐家弹奏他的音乐，竟有观众倾听他的歌声，这简直是一条爆炸新闻”，1945年9月，托马斯?曼(Thomas Mann)如此评价这部“德意志自我解放”时期的节日歌剧。值得一提的是，有位“古典主义者”曾认为，《费德里奥》的每一次新演绎都是一次首演，观众必须以新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它。人们通常将这部作品称为“拯救歌剧”或“解放歌剧”，从名称上观众似乎就已经看到了一条从黑暗通向光明的道路。事实上，就如何连接歌剧的历史、戏剧、伦理等层面以及舞台层面的问题上，这种定义粉饰、或者说恰恰淡化了这个问题。作者几易其稿，在经历了手工作坊似的复杂工序后，作品才最终问世。贝多芬在写给特赖奇克(Georg Friedrich Treitschke)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无论是器乐曲，还是歌剧，他“永远站在整体的角度”——但在处理这个素材时，“总有某种方法分离了整体”。一直以来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认为这部作品是一部混合了歌唱剧、分曲歌剧、交响剧和清唱剧等风格不尽统一的大杂烩剧式。资深戏剧人焦尔吉奥?斯特雷勒(Giorgio Strehler)着重突出了内容和形式的整合统一、不可分割，他称《费德里奥》是“对古典、传统秩序的一次挑战”。恩斯特?布洛赫从“我们无论在哪儿，都不会燃烧得更彻底”这句自白入手，认为这部作品重塑了一个神话剧：“……一部关于斗争、痛苦、穿透末日黑暗的号角声、复活的基本表演。”1820年，贝多芬在自己的对话录中引用了伊曼努尔?康德的一句话：“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剧中主人公有这么一句台词：“无论你是谁，我都要救你，上帝啊，你不该成为牺牲品！”这句告白再明显不过地体现出本剧的特殊地位。康德认为，个人的行为必须符合每个人可自发识别的道德法则，而贝多芬正实现了康德的要求。 贝多芬调动从对话、宣叙调、情节剧到极富表现力的叹调的一切已知形式，来描写歌剧情节的发展主线，即莱奥诺拉(Leonore)找到弗洛雷斯坦(Fl-orestan)的整个过程。就在两人的第一次重逢时，一切戛然而止。这时，即使音乐也无力再表现人物内心惊人的张力。在此前的歌剧历史中，几乎无法想象文字与音乐居然能互相渗透，贝多芬的独创宛如一条裂缝，世界就此一分为二。人类是自身最大的敌人。当惊人的英雄事迹成功时，莱奥诺拉和费德里奥为自己唱出了“不可名状的喜悦”。自由来得如此出乎意料，所有的语言与文字在她面前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这一段内心激情的爆发与最后一场的感恩赞形成鲜明反差，那一场中，总督大人同现实中的所有政客一样，在最恰当的时刻出现了，民众为他高唱颂歌。“有谁得到一位可爱、善良的女子，请加入我们的欢唱”，费德里奥在结尾时说道。从来没有哪部歌剧的终场会如此热烈、如此夸张。合唱队几乎淹没了个人的声音。